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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身之实学

发表时间: 2017-07-28 11:16:31    来源: 中国纪检监察报    作者:     阅读: 0

《大学》对“修身”这样论述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,否矣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。”可见,一切事业的成功“皆以修身为本”。基于“家国同构”的理念,中国古代士人均以“修身”为第一要务。修身是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最理想的人格基础。自身不修,不足以为家、为国、为天下。中国古代践履这一理念的士大夫不在少数,曾国藩可算是其中出类拔萃者。

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,但对他的修身“实学”一直被后世推崇,甚至评价他为“修身齐家治国之完人”和“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”。回眸文献资料,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“凡人”,智商不高,气量不大,生活中还有很多恶习,他自己骂自己“禽兽不如”,但他通过“师友夹持”,以唐镜海为老师,倭艮峰、窦兰泉等为朋友,立志修身,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,通过自我反省,自我总结,成全自己。曾国藩家书中对家人谆谆教诲的修身实操指导,以及在日记中和同事进行修身心得的分享,初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修身“实学”理论体系。

理学自宋朝以后,一直被奉为官学,其兴起和发展都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出生于晚清的曾国藩,自发蒙开始,就耳濡目染理学家的著述,特别在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期间,深受程朱一系语境中理学传统的熏陶。其中,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提倡“实学”,注重实践的观点,因其“经世致用”之功效而引起曾国藩等湖湘理学经世派的重视。尽管明清之前的经书典籍中已有关于“实学”的记载,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真正诠释和践行其内涵者,应为“晚清第一名臣”曾国藩。因为纵观曾国藩一生,他始终将“实学”的意蕴贯彻到其理学实践中,且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发挥至极致。

实用:修德读书,国之藩篱

读书以明理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方法。钱穆认为:述说近百年之诸儒读书论,曾氏是极可注意的第一人。明清时期,读书人往往把“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作为自己求学的终极目标,在年轻的曾国藩看来,读书不应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,而应将“修身、明理”摆在首位,他告诫家里的年轻子女:“凡人一家,只有‘修德读书’四字可靠”,愿为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。他认为,人的气质本来是天生的,本来难以改变,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操和价值观,这种观点与苏轼在《和董传留别》中“腹有诗书气自华,最是书香能致远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读书以远志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途径。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岳麓书院开始,终其一生,“无一日不读书,无一日不作文”,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名满天下,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健康或者疾病,青壮年还是迟暮之年,他都坚持以读书修身,以史为根,以书为鉴,以“国之藩篱”目标,通过自我道德修炼,达到圣贤的道德境界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三十一岁的曾国藩读书后感悟到:“每日所看之书,句句皆物;切己体察、穷究其理即格物。所谓诚意者,即其所知而力行之,知一句便行一句。坚持二者并进,则便会达到下学便上达的目的,才能始于修身,格物致知、诚心正意,而终于治世,获得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功效。”之后,他把读书修身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紧密联系起来,在日记中写下“读书立志,须以困勉立功,志大人之学”以自勉,同时谆谆告诫家人亲友读书要志存高远,要有远大理想,要有内圣外王的抱负。

实诚:拙诚修身,脚踏实地

拙诚修身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最大特征。“拙诚”一词出自《韩非子》:“巧诈不如拙诚。”“拙诚”是指心中不存恶念,诚心诚意地做事,虽然有时行为举止略显愚直拙笨,但从不欺瞒别人。曾国藩五岁启蒙,六岁入家塾“利见斋”,在父亲的指导下,学习非常扎实,并发展出了一套践行“拙诚”理念的功夫,强调做任何事不存投机取巧之心,一步一步、实心实意。例如,他讲究扎硬寨打呆战,步步为营,同时诚心实意地关怀体恤部下,训诫部下时从不空谈大道理,凡事尽量亲力亲为,特别是识人用人必须亲自考察了解,细致观察他人的日常行为举止。他为树立勤政实干的官场正气,亲自编撰《劝诫浅语十六》,强调实干苦干,要求官员勤勉务实,并以此作为自我的行为准则。他从治事到治军,都践行拙诚理念,直到垂暮之年。

笃实践履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最大特技。青年曾国藩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,注重经世致用,同时借鉴师友关于修身的观点,牢记先贤的教诲,在逆境中接受磨炼,“必以践履为主,不徒讲习讨论而可云学也”。他在修身上“行之以实,持之以久”,“但求脚踏实地,颠扑不破。其初磨折,久后著有成效”。他还在家书中写道:“即其所知而力行之,是不欺也,知一句,便行一句”,他笃实践履的核心,把“力行”与“不欺”紧密联系在一起,正如“虽至微至隐、人所不知之地,亦常慎之。小处如此,大处亦如此;显明处如此,隐微处亦如此;表里内外、精粗显微,无不慎之”。后来,他在“两江任内,讨究文书,条理精密,无不手订之章程,点窜之批牍”,践行“拙诚”理念,“凡有裨于国计民生,无不尽心经蒙田,实力兴办”。他严于律己,躬行践履,把“拙诚”理念付诸行动,始终如一。

实行:勤俭清廉,淡名轻利

勤俭清廉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保障。“勤俭”是曾国藩他对家人的道德要求,“清廉”是他对自我为官的道德规范。曾国藩祖父曾玉屏,通过勤劳耕作,节俭自新,使家境好转,他从小就耳濡目染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二十四岁的曾国藩会试未中,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,第二年,恩科会试再次落第,可他仍旧不灰心,继续勤奋苦学。他说“勤”乃人生第一要义。无论居家、居官、居军,皆以‘勤’字为本。曾国藩出生于普通耕读家庭,祖辈以务农为主,生活历来勤俭。所以,他以“廉”字自律,指出“‘廉’字是人生之根本,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”。他经常在日记中提及“清、慎、廉”三箴。年幼所浸润的习俗影响了他一生,使他有了几分“不忘初心”的定力。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时,亲笔书写“廉”字巨幅匾额悬挂在督府,时刻提醒自己廉洁自守。他一生勤俭清廉,官至总督时,仍穿家人为他纺织的粗布衣和自制的鞋袜,一件青缎马褂,只有在大典迎宾待客时才会穿上,此件马褂跟随他30多年。他还要求家人衣物不得多制,不准用丝绸,不能过多装饰……他明确表示,自己出行无需迎来送往,生活开支上能省则省。他饮食简单,早餐吃开水泡饭,每顿饭以一荤菜为主,“绝不多设”。在南京城任两江总督府内时,晚上批阅公文时的灯光也不浪费,家里的女眷要就着灯光纺纱织麻。

淡名轻利是曾国藩修身“实学”的重要表现。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不与人“争光”,宁愿自己吃亏。后来进入官场,时局错杂,但他在入世中出世,超脱人世间的名利纷争,在人生成就的巅峰,解散湘军,为国效忠。他告诫子女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”名利皆因贪欲起,他希望子女不可贪图富贵奢华,“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,此君子也。……尔年尚幼,切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,勤苦俭约,未有不兴,骄奢倦怠,未有不败。”据史料记载,清代官员薪禄不高,年轻的曾国藩为人慷慨,为政清廉,他三十至四十岁为官期间,个人财务基本每年都出现赤字,日子过得窘迫。在他统军之后,掌握军中财政大权,可以支配的钱财很多,但他并未中饱私囊,仍表示“不要钱”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赠给战区灾民。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80岁时回忆父亲说,父亲的部下都了解他的人格,都能廉洁自爱,淡泊名利,也从来没有部下给他送礼。正是由于他的勤俭清廉,淡名轻利,远离贪欲,得了人心,得到了部下的追随。(钟海燕 黄力)